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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危機對當前歐盟經濟的影響

貨幣金融圓桌會議十周年慶典暨IMI2018新年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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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貨幣金融圓桌會議”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簡稱“IMI”)創設的高層次季度論壇。論壇力邀國內外著名金融專家,縱論貨幣金融改革與發展之路,以期為中國國際金融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可鑒之策。值此創辦十周年之際,IMI精選往期圓桌嘉賓的精彩發言進行回顧,以饗讀者!

2011年秋季貨幣金融圓桌會議主題為“歐債危機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會議由IMI聯席所長曹彤主持,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教授及時任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的彭文生先生分別發表主題演講,IMI副所長向松祚先生和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教授對兩位專家的演講做出點評,最后IMI所長張杰教授進行了會議總結。

以下為會議回顧:

【主題演講Ⅰ】

蒙代爾:歐元債務危機的起因以及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邏輯

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首先介紹了全球的貨幣體系。他認為我們現在陷入的困境和經歷的危機在2007年就已經開始了,并且還在繼續,這些困境和危機與貨幣和財政體系有關。每個國家都很關注整個貨幣體系的管理與改變,而這些問題都和美元的角色轉變相關。在金本位制下,美元和黃金掛鉤;金本位崩潰后,各國貨幣開始走向自由浮動,很多國家感覺擁有了更多的自由,認為不用再擔心匯率問題。以意大利為例,意大利從70年代開始就出現了很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意大利里拉對美元出現大幅貶值,所以到70年代末期,歐洲決定放棄浮動匯率政策轉而建立歐洲貨幣系統。1973年成立的EMF(歐洲貨幣基金組織)直接導致德國成為歐盟最大的國家并成為這個制度的基石,所以,意大利經歷了通脹后從浮動匯率政策轉變成盯住馬克制,從貨幣的不穩定轉變成了財政的不穩定,其負債占GDP的比重從68%增長到150%,而在歐洲擁有這樣高負債水平的國家絕不僅僅只有意大利;在80年代,北歐國家的該比例達到60%,比利時更是高達145%。

全球貨幣體系崩潰后,為了建設福利化的國家,歐洲的很多國家開始大肆擴大財政赤字以通過公共負債的積累來實現福利化目標。政治上和現實的壓力使得歐洲國家認為盡管各個國家在財政方面的執行力度不同,還是應該成立一個貨幣聯盟。歐元區剛成立時有11個成員國,希臘是隨后才加入的,希臘加盟時其負債與GDP的比重是110%,它的人均GDP甚至還不到德國的1/3。在希臘加入歐元區前,它可以通過貨幣貶值來緩解國內的財政壓力,更好地對政府赤字進行管控;但是加入歐元區后,對其自身的財政問題的提前預警功能喪失,其公共負債水平不斷攀升,直到最后主權債務危機顯現。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這些經濟體缺乏經濟增長動力,尤其是歐洲南部的國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臘,北部的國家愛爾蘭。

現在正在對銀行進行救助,要求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現在這個要求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要嚴格,即便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也沒有這么高。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最嚴重的時候美國實施的是緊縮的貨幣政策,當時美元兌歐元升值30%、黃金價格從1000每盎司跌倒700、原油價格從140美元/桶直線下降至33,這些都是不穩定的貨幣所導致的。在這期間,最后使得雷曼兄弟倒臺的不僅是危機的出現,更是貨幣的升值,韓國發展銀行試圖接管雷曼,可是由于美元升值30%而最終放棄實施;當時美聯儲不對雷曼進行救助是非常愚蠢的,當時救助銀行非常重要,而現在歐洲的銀行業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其次介紹了一些歐洲債務的基本情況。歐洲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也是最重要的階段就是調整,比如說大部分國家都需要提高他們的退休年齡,意大利的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了62歲,還需要繼續調整到意總理承諾的67歲。歐洲南部一些國家的人均壽命已經達到80歲以上,這給養老金體系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所以福利制度也必須要進行調整,不僅是南部國家所有國家都需要調整,甚至包括德國。如果不對退休年齡進行調整,那么以后債務危機還將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現,各國不可能通過不斷發債來購買福利,這是不可持續的。雖然希臘已經承諾削減公共開支,但是如果30%-40%要用在養老金上,僅通過削減公務員職位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必須提高退休年齡。

此外,歐洲救助基金的設立也很重要。當前的形勢急需救助,需要立刻拿出方案。但我不太明白,如果歐洲銀行不參與救助,那么歐洲如何能做到將救助基金從4000億歐元擴大到2萬億?歐洲并不是需要2萬億資金,而是需要2萬億儲備,我認為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歐洲中央銀行的杠桿化來擴大儲備池資金。

另外,歐洲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機制來促進削減他們的財政赤字,他們不僅需要加深金融方面的合作,還必須要在政治方面進一步融合。很多人都認為歐洲應該成立一個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類似于美國;這個體系要么就是建立在美國的版本之上,要不就是建立在歐洲議會民主的基礎之上。很多領導人是反對建立一個類似美國那樣的合眾國,但是議會民主制度也不會運轉地很好,如希臘就是因為這種議會民主制度才導致政府不斷更迭。他提出了一個未來可供參考的模型,即把歐洲委員會建成一個行政機構并通過選舉產生該機構的主席,然后將該委員會變成參議院,參議員來自各個國家,無論各國人口多少,每個國家都可分得兩個參議員的名額,這樣歐洲就可以將債務統一管理。在美國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債務主權,在由于貨幣緊縮政策導致債務危機后,有10個州債務違約;當時英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但是卻拒絕對美國進行援助,導致一些州的債務到現在都沒有還清;這就是讓各州擁有債務主權的直接后果,他認為這是不適合的。

從長期來看,歐洲還有一個可行的機制就是增稅。歐洲的基金沒有實現杠桿化,還無法覆蓋其所有的債務規模,一旦債務超過限度,可以通過稅收來進行融資。但是增稅也有一個顯著的問題就是歐元區各國之間經濟發展階段、國民收入等差異都很大,如果“一刀切”將會造成很多問題。

歐元的誕生改變了歐洲乃至全球的整個貨幣格局,它代表了一個與GDP聯系更緊密的貨幣體系。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大部分時期美元都是世界經濟的主角,是世界經濟貿易進行結算的主要貨幣;但是歐洲貨幣系統成立并推出歐元后,世界經濟主流被分成兩部分,權利分配發生變化,歐洲自身的貨幣實力可以與美元相抗衡。歐央行的使命是穩定物價,這一點做的比美聯儲成功。歐元區的黃金儲備是美國的1倍,1948年美國擁有世界上70%的黃金儲備(7億盎司),但是1971年以前美國將接近4億盎司的黃金儲備賣給了歐洲;歐洲現在可以充分地利用手上的黃金儲備以獲得更多的資金。歐元和美元相抗衡的一個結果就是美元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成為全球貿易唯一的基石,20世紀全球貨幣體系最重大的變革就是歐元和美聯儲的誕生。

現在歐元和美元代表了全球經濟的40%,只要能把歐元和美元的匯率固定,就能形成一個北美和歐洲的貨幣聯盟。可以固定一個浮動上下線保持一定的波動幅度,一旦超出波動幅度,國家政策就要予以干預和協調。如果美元和歐元的匯率固定,則美國在歐元貶值的時候就英國通過買進歐元支持歐元匯率,反之亦然;這樣雷曼兄弟破產等等一系列問題就不會出現。其他國家也會隨之而受益,人民幣匯率是相對固定與美元的,美元和歐元之間匯率波動幅度大,導致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美元大幅升值后第一次經歷了通貨緊縮,而又在2007年美元貶值時經歷了通貨膨脹帶來的巨大壓力。2008年開始人民幣升值速度開始低于美元,美元兌歐元升值30%,人民幣匯改后年升值大約6%,這已經對中國的出口企業造成了很大的傷害,這些都是美元大幅升值帶來的后果。2009年中國經濟狀況轉好,我認為主要的原因就是歐元和美元的匯率趨穩,中國的出口市場開始回暖。中國也可以成為穩定貨幣聯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可以有一個更多的貨幣區。隨著中國GDP總量的不斷增長,一旦歐元對美元、歐元兌人民幣的匯率確定,其他國家最終也會希望匯率穩定,英鎊為什么沒有加入歐元區,就是因為美元和歐元的匯率波動幅度過大。

1941年,羅斯福提出建立世界貨幣,但這一構想由于對他1944年的美國大選不利而最終并沒有形成,但是1969年推出的SDR形成了世界貨幣的一個雛形。SDR取代了世界貨幣,它的價值最初設立時與黃金掛鉤,俗稱“紙黃金”,但是在1974年的時候,開始與黃金脫鉤,隨后由籃子貨幣價值決定。但是,創建一種國際貨幣,不能僅僅用幾種貨幣的波動來衡量它的價值,英國提出將黃金和白銀加入到籃子當中。2001年至2005年期間,籃子貨幣的權重是:美元44%、歐元31%、日元14%以及英鎊11%;2010年調整過后,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以及日元9.4%。2010年時,人民幣的覆蓋范圍已經超過日元,他建議將人民幣納入到SDR籃子貨幣中,但是沒有被采納。G20會議馬上就要召開了,如果有人會提出將人民幣納入到SDR的籃子貨幣中,那么他建議將英鎊的份額削減并使人民幣和日元、歐元的比重相同。只要美元、歐元、人民幣、英鎊以及日元這五種主要貨幣匯率固定,就可以把SDR變成一個全球性的貨幣。只要歐元和美元匯率大幅波動,就會造成系統的扭曲,其他的因素就不會發揮作用;但是一旦出現共同貨幣,這一系統就能完美運行,美國內部和歐元區內部都沒有出現過資本大規模流動的問題。

IMI副所長向松祚認為,蒙代爾教授與其他學者相比,有三個顯著特點:

1、他有非常宏大、廣博的歷史視野,如果對整個貨幣歷史不了解,很難理解他的講話內容。

2、他非常大膽,構想非常宏偉。

3、對于研究經濟學貨幣理論的人來說,他提出的問題都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問題,要能回答出他所提出的問題,必須了解經濟學及貨幣理論的重大理論突破。

蒙代爾先生的演講讓他想起了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學家首先是要解釋這個世界,然后才能改變這個世界”。那么如何理解歐債危機?歐債危機為什么會發生?歐債危機到底是什么?蒙代爾教授提出了三個重要課題有待去研究:

1、他認為歐債危機與國際貨幣體系的崩潰,特別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終瓦解是相互聯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全球面臨貨幣的動蕩,進而導致這些國家財政不穩定,那么為什么貨幣的不穩定會造成財政的不穩定?為什么會造成歐洲赤字大幅上升進而發生歐債危機?貨幣的動蕩首先使得歐洲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那為了應對經濟增長放緩必然要增加財政支出,從理論上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貨幣研究所另外一位高級顧問麥金農先生的研究和蒙代爾教授的研究是相互補充的,他后來提出改變國際貨幣體系的方案,是與這個假設相關的。

2、第二個有挑戰性的話題就是歐元和歐債危機到底是什么關系?歐元應該為歐債危機負責嗎?很多學者都把歐債危機等同于歐元危機,那么教授提出即便沒有歐元,類似希臘這樣的國家會出現怎樣的危機?它會出現貨幣危機,因為它只能采取貨幣貶值來應對經濟困難。如果你認為歐債危機與歐元危機等同,那么必須解釋清楚其中的聯系機制。

3、教授認為40年以來發生的所有金融危機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就是浮動匯率所導致的匯率的急劇動蕩,有了這個假設,才能有教授隨后的四個偉大構想。

蒙代爾教授有一個稱號是“預言家”,他在1961年發表了最優貨幣區學術文章,其實這個思想在1957年就提出來了,當時還沒有人提出建立歐元,過了十年歐洲才開始人認真思考貨幣的問題。1970年馬德里歐盟峰會上,蒙代爾教授起草了第一份單一貨幣書,到了30年后的1999年,單一貨幣歐元真的開始運行了。這個單一貨幣的偉大構想在1957年的時候在很多人看來就是天方夜譚,在聽到教授的構想后也會有同樣的感受,但是歷史往往就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1、首先,教授希望歐洲能成立一個統一的行政機構,推選一位歐洲總統,將行政機構變成歐洲的參議院,歐洲也不一定要照搬美國的模式。這些構想主要是為了解決財政整合的問題,只有貨幣整合沒有財政整合是一個大問題。

2、穩定歐元和美元的匯率。這個想法教授已經提出很多年了,他建議將歐元和美元的匯率穩定在1.2-1.4之間;當美元貶到1.4以下時,歐洲就有責任支持美元,反之亦然。這個機制可以做為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個穩定支柱。

3、建立美元、歐元、人民幣三大貨幣區。

4、關于世界貨幣的偉大構想。

蒙代爾教授提到了很多具有挑戰性的學術問題有待研究:

1、貨幣的穩定和財政的穩定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

2、從理論上如何解釋過去40年反復出現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諸多危機是由浮動匯率造成的。

最后,還有幾個歷史問題值得思考:

1、當年美國首先是建立了統一的聯邦體系,并讓各州擁有獨立財政主權,但美國各州都在舉債,這一歷史現象無論對歐洲和未來的中國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1941年羅斯福總統設想建立一個國際貨幣,但是后來為什么凱恩斯再次提出這個想法后,計劃并沒有得到實施?

3、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促使EMS在歐洲迅速成立,并最終促使歐元誕生。

【主題演講Ⅱ】

彭文生:后刺激時期經濟新格局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認為,理解蒙代爾先生的觀點是很困難的,所以他將從金融市場這個角度去解讀后經濟時期的問題,要談對中國的影響,分析國際形勢不可避免。中長期全球的經濟增長以及相關金融風險的形式結構都會發生系列變化。

首先,發達國家低增長,債務風險高趨勢不可避免。長期來看,歐美、日本都已經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放緩不可避免。除了人口結構對勞動力有影響外,金融體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也是非常巨大的,但這也是和人口結構相關的。在過去20年,經濟增長維持比較快速的發展,通脹也相對溫和,根本原因是人口紅利造成的,即生產的人數超過消費的人數,經濟是一個供給充分的經濟。這時從金融體制方面來看,經濟增長稍有放緩,宏觀政策立即轉向寬松,所以金融危機爆發后,很多學者認為是由于過分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了資產泡沫的存在。假定25-64歲主要為生產者,25歲以下以及64歲以上主要是消費者,則美國在1965年到1990年期間生產者超過了消費者,比日本晚了15年;長此以往,供給充分累計的泡沫越來越多,最終必然會破滅。所以,人口結構以及金融體制是中長期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必然放緩的兩大原因。

歐債危機是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只是讓歐債危機提前發生了。歐洲國家在其人口紅利最優的時候建立了一個完善的福利體系,而隨著人口結構逐漸往老齡化方向發展,這個福利體系不再具有可持續性,就需要進行調整。歷史上看,過去對政府債務的調整基本上有三種方式:

1、財政政策的調整,即增加稅收、縮減開支。

2、增發貨幣,通過通脹解決問題,但是依靠通脹是有限度的。在全球化的社會中,多發貨幣會使資金外逃,造成本國國債收益率上升,再融資成本增大。希臘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融資成本上升導致已經不能在市場上進行再融資了。

3、金融壓抑,即對資本進行控制并且要求本國的金融機構購買本國的債券。歐洲的一些國家,在過去的一兩年中,已經開始這樣做了,要求本國的金融機構購買本國國債。

所以,未來對債務的調整無論是從財政方面進行,還是增發貨幣,對可持續增長都是不利的,都會承擔比較大的風險。

當前,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新興市場國家的情況很不一樣。過去的金融市場共識普遍認為發達國家雖然經濟增長率低,但是宏觀風險小;而新興市場國家雖然投資回報率高,但是風險大。但是發達國家不僅經濟增長低,風險也高;新興市場國家宏觀經濟環境穩定且收益高,全球的資產配置必然會向新興發展中國家轉移。

短期來講,如何看待這次的歐債危機,短期內近期出臺的政策是否能防止歐債危機從一個主權債務危機轉變為全球性金融危機?主要取決于以下三個方面:

1、歐洲央行接受希臘用其國債做抵押,為其提供流動性支持的前提條件必須是在該國債的信用評級上沒有違約時間發生。而且歐洲央行還要防止CDS(Credit Default Swap)市場的信用危機所導致的大額賠付發生,如果這樣將會對其他國家產生比較大的沖擊。最終大部分的私人銀行機構同意對持有的希臘國債進行50%的資產減記,但是以后類似的情況難道不會在其他歐洲國家的歐債市場發生嗎?那是否會導致市場投資者大量拋售所持有的相關政府債務?

2、銀行注資,這次的救助計劃里有一個很重要的條款,即歐洲中央銀行與歐洲金融管理局要和各國共同制定一個計劃旨在幫助歐洲的銀行能夠取得中長期的融資,甚至包括提供擔保。但是歐洲的政府是不是有這個能力為歐洲的銀行發行中長期債券提供擔保還要看未來幾周發展的情況。

3、金融穩定基金,這個和前兩點比起來應該是最優的選擇,效率也最高。主要包括兩種方式:一是將這筆基金借給需要的國家政府,由這些政府存放在一個托管賬戶以為其新發行的國債提供擔保;二是專門建立一個特殊的機構以吸引外部投資,包括中國的資本。

所以說總體來看,最近的一系列歐債危機援助計劃方向上是正確的,如果能夠落實到實處,對防止危機擴散是有幫助的,可以讓市場在短期內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第二,歐債危機對中國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呢?這個問題不僅要考慮外部形勢對我們的影響,也要考慮到中國本國的經濟情況。但從出口來看,如今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程度已經大大降低,如果沒有全球金融危機,單純的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并不會很大,況且出口增速下滑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也未必是一件壞事。但是有金融危機這個前提,情況就不一樣的,包括中國的消費和投資都會受到影響。那么該如何看待中國政府對歐洲的幫助呢?

彭文生認為,一個健康、穩定的歐洲和歐元區是符合中國中長期的經濟、政治發展利益的。如果這次整個歐元區最終解體,那么將會對國際貨幣體系造成很大的沖擊,美元獨霸天下對人民幣未來的國際化進程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國應該與國際社會或機構共同努力,這樣即能保證本國的投資安全,也能幫助歐洲度過眼前的難關。

短期內中國通脹下行的態勢明顯,增長放緩,但是基本方向不會改變。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我國GDP的平均增速相比較2005年至2007年放緩3個百分點,但是這3個百分點都是由外部需求降低所導致的,基于過去幾年的政策刺激,我國的內部需求增長基本穩定,但是總體的外部需求仍然會繼續疲軟,所以說主要的經濟增長動力還是要依靠內部來完成。長期來看,美國經濟在中長期應該還是一種疲軟的增長,它的勞動力人口絕對數在未來10-20年還是不斷上升的,所以也不需要對中國外部環境過分悲觀。所以,短期內中國經濟需求方面要靠內需拉動,而供給方面潛在的經濟增長里會有一個趨勢性的放緩,主要有兩大原因:

1、中國人口增長放緩,勞動力人群的增長大幅下滑,未來幾年還會進一步大幅下降。

2、影響中國潛在增長的就是房地產泡沫,地價過高過快的上升對實體經濟造成了擠壓。很多以前從事實體經濟的人們都去炒作房地產,這個擠壓效應已經開始初步顯現。

所以說未來中國經濟潛在趨勢性放緩的基調已經非常明朗,不能因為GDP降到9%就認為經濟增長太慢,就要采取寬松政策。政府政策的兩大目標應該轉為就業和通脹而不應該是增長和通脹。回到房地產市場,它不僅是會在供給方面對實體經濟造成擠壓,降低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力,還有一個更大的風險就是從人口結構來看,生產者已經超過了消費者,產生的資產價格泡沫對經濟的影響將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1、生產超過消費會造成儲蓄率和投資率都變高,會產生泡沫。中國的生產者超過消費者是在1995年至2000年之間實現的,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在90年代中期以后逐漸由一個短缺型經濟轉變成為一個供給充分型經濟,而人口結構的變化是導致這個結果的根本性原因。這樣的人口結構變化會產生高儲蓄率的結果。

2、供給比較充分的經濟使得貨幣政策相對于控制金融風險以及資產價格泡沫顯得過于寬松。所以,中國經濟未來幾年所面臨的最大風險還是如何來管理或控制房地產泡沫對中國經濟帶來的沖擊,現在調控初現成效就已經有不同的聲音出來反對,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如果這個時候放松房地產調控,放松貨幣政策,只會導致前面的一系列調控效果前功盡棄。

其三,人民幣匯率問題在未來幾年會是影響我國宏觀經濟走勢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剛才提到發達國家中長期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必然是放緩疲軟,所以他們的貨幣環境會非常寬松,同時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再次抬頭,會給我們的匯率帶來很大的壓力,絕不能低估匯率過快升值對國內宏觀經濟的沖擊的資產價格泡沫的影響。匯率過快升值帶來的影響并不在于對出口本身的影響,事實上匯率升值還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但是如果出口受到很大的沖擊,必然會使得國內的貨幣環境變得十分寬松,從而進一步加劇我國的資產價格泡沫風險。匯改至今我國當局對匯率體制整體的管理還是比較適當的,雖然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接近30%,但是有效匯率相對還是比較穩定的。

很多人認為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就是由于日元兌美元升值過快,使得日本國內的貨幣政策過于寬松而造成的。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當年德國馬克同樣升值40%,但是德國的貨幣政策比較謹慎,最終并沒有引起資產價格泡沫,所以匯率不是問題,關鍵是對本國貨幣的管理。而在觀察兩國的有效匯率后可以發現,日元的有效匯率大幅超過德國,所以匯率升值對日本國內的貿易沖擊就會非常大。這是因為,1978年開始歐洲貨幣體系主要是浮動匯率機制占主導,到了80年代中期德國馬克已經成為歐洲的一個主要貨幣,德國在歐洲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匯率都與馬克掛鉤,馬克兌美元升值,其他貨幣也一起升值;然而在亞洲,日本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匯率是與美元掛鉤的,所以日元升值就造成其有效匯率升值幅度快速上漲。基于日本的例子,中國也要尤其注意有效匯率的快速升值,要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

總的來說,中國的外部經濟形勢不容樂觀,而內部也將面臨一個中長期的經濟增長放緩和房地產泡沫持續存在的風險;所以,我國只有保持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才能夠維持一個比較好的宏觀環境,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其實我國的GDP增速下降到7%-8%也是一個比較快速的增長,不用過度反應。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為,彭首席的演講里談到了中國短期內和中長期經濟會遇到的問題、挑戰以及相應的對策。彭首席的演講主要涉及了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

1、后刺激時期國際經濟所將面臨的一些新格局。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不斷放緩,過去增長掩蓋了矛盾,當增速逐漸變緩后,現在的債務問題、就業問題、收入增長放緩的問題以及通貨膨脹的問題就會逐步顯現。風險投資的風險回報出現了變化。在危機之前,發達國家相比較發展中國家有一定的優勢,盡管投資回報相對偏低,但是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也相對較小。然而,現在隨著增長的放緩以及矛盾的暴露,在發達國家的投資回報率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上升,從而風險溢價就會提高。趙錫軍個人同意彭先生的這個判斷。

2、彭先生還講到了對歐洲的援助問題,根據他的判斷,類似EFSF杠桿化這些措施都只能在短期內起到穩定市場的作用,長期來看未必會從根本上扭轉當下的主權債務危機。這里我比較感興趣的是由于歐洲央行在最初設立的時候功能定位僅是穩定價格以應對通貨膨脹,而沒有承擔起一般央行最后貸款人的角色;那么現在歐洲提出要建立EFSF歐洲金融穩定基金,而且要杠桿化,這個做法是否能彌補歐洲央行的這個功能呢?如果由EFSF和ECB共同來承擔央行的職能是否會對促進歐洲市場的長期穩定起到積極的作用。

3、最后,彭首席談到了歐債危機可能對中國產生的各種影響以及中國可行的對策。趙錫軍認為,彭先生講到的不僅僅是歐債危機,更多的是中國在短期及中長期內可能面臨的不確定性和挑戰。短期來看,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還是比較正常健康的,政策的基調也是恰當的;但是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長面臨著四個方面的問題和矛盾:一是外部需求的減弱會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二是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未來中長期人口紅利會逐漸減少,進而影響到就業和經濟增長,即生產者人數和消費者人數出現逆轉的時候就會對經濟帶來比較大的影響。

第三個挑戰彭首席認為應該繼續調控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房地產行業是中國的支柱產業,現在進入調控期,不同的觀點非常多,趙錫軍個人還是比較同意彭首席的觀點,房地產的過分擴張吸引了大量的資源,確實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實體經濟,不利于整體經濟的均衡發展。也贊成經濟增長只是一個表面的目標,而實質性的目標應該是就業和收入,房地產行業的問題是否會對社會總體的就業和收入水平產生影響還有待商榷。最后一個挑戰就是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彭首席認為短期內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大幅上升會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不利的影響。

趙錫軍認為,我們過去一直有一個發展戰略就是讓經濟盡可能快的發展,這樣就可以掩蓋經濟發展中的一些結構性矛盾。但是過快增長只是把矛盾掩蓋了,而不是消除,發達國家目前出現的問題就是由于經濟增長放緩后,各種各樣的矛盾開始顯現從而最終導致危機的發生。從我國的中長期戰略路徑選擇來看,不應該再沿用以前舊的思路,把過多的追求重心放在快速發展經濟上,而是需要考慮在當下經濟增長還相對較快的情況下如何解決這些隱藏的矛盾,以確保以后經濟的平穩發展。

IMI所長張杰總結道,首先蒙代爾教授提出了一個非常偉大的構想,他認為需要一個更為偉大的實踐去實現;其次同意歐債危機不會造成太大影響的觀點;第三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管世界經濟如何風云變幻,只要我們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就有了應對任何挑戰的資本。

最近我一直很關注一個問題,中國2010年的人均GDP按照匯率計算(不是PPP)是4400美元,這個水平在理論上講應該是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拉丁美洲國家人均GDP達到這樣一個高度的時候,出現了多年的增長徘徊,但是東亞國家在經過了這個十字路口后繼續前行。過去60多年,實際上是世界兩大經濟模式在中國的實驗,前30年是蘇聯模式的實驗,雖然使得我們實現了工業化,但也遺留下了很多問題;后30年是歐美模式在中國的實驗,市場化給中國帶來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但是遺留下來的問題同樣非常嚴峻。這些問題和當年拉丁美洲國際所面臨的困境基本上相同,就是以收入分配為主要表現的社會不平衡,市場化顯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那么中國在這個十字路口該如何解決這些遺留的歷史問題,我有一個頗具爭議的觀點:回望漢唐,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漢唐創造了經濟連續150年持續增長的輝煌,他們是靠什么機制來支撐如此長時間的經濟增長?老百姓為什么生活那么幸福?社會矛盾為什么那么小?有一位歷史學家叫做許倬云,他在多年前研究漢唐經驗的時候就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當一個社會是穩定的,上層結構包括權貴階層掌握的社會財富是總財富的1/3,老百姓或者是下層結構掌握的財富及相應權利占2/3,我把這個稱作“許倬云黃金分割”。

我國目前暴露的問題實際上就集中在這個黃金分割點上,尤其是前一段時間溫州的金融危機就暴露出了這個問題。我們的政府及上層結構掌握的財富權利過大,老百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其實是遞減的。漢唐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穩定的社會應該是能夠達成制度均衡和妥協的社會,這是市場化所不能達到的。今后我們的道路應該是很明確的,市場化這個方向不能改變,但是也要更加注重民間力量以及新興力量的培養。只有民間力量能夠真正成長起來和現在掌握財富和權利的上層結構達成制度均衡和妥協,中國才有可能繼續維持20-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我熱切希望中國能夠再次出現一個長達15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的輝煌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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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專注于貨幣金融理論、政策與戰略研究的非營利性學術研究機構和新型專業智庫。研究所聘請了來自國內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門或金融機構的80余位著名專家學者擔任顧問委員、學術委員和國際委員,70余位中青年專家擔任研究員。

研究所長期聚焦國際金融、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金融科技、財富管理、金融監管、地方金融等領域,定期舉辦高層次系列論壇或講座,形成了《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金融機構國際化報告》《中國財富管理報告》《金融科技二十講》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學術和政策影響力的產品。

2016年,研究所入圍《中國智庫大數據報告》影響力榜單列高校智庫第4位,并在“中國經濟類研究機構市場價值排行榜(2016)”中名列第32位。

國際貨幣網:www.im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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